古籍事业迎来持续发展重大机遇

近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明确要求“做好古籍工作，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、传承好、发展好”，重申古籍事业“对赓续中华文脉、弘扬民族精神、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”，古籍事业迎来持续发展的重大机遇。

□舒大刚

改革开放以来古籍事业得到前所未有发展

文献是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，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。我们党历来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，也重视古籍文献的保护利用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周恩来总理就亲自布置了“二十四史”和《资治通鉴》的整理。1958年成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（今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前身），同时决定在高等院校设立“中国古典文献学”系科；次年北京大学招收首届“古典文献”专业学生，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走向学科化、制度化新阶段。1981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，我们党下发了《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》，指出：“整理古籍，把祖国宝贵遗产继承下来，是一项十分重要的、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。”中央领导指出古籍整理“是一件大事，得搞上百年”。1982年，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工作，次年“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”成立，全国80余家“有条件的大学”先后成立“古籍研究所（室）”，受“十年动乱”影响而停顿的古籍事业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，又发展了起来。

40多年来，我国古籍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，大批文化典籍得到整理出版，如《十三经注疏》、“二十六史”、《资治通鉴》、“历代会要”、“十通”、大型类书等关系中华道统、文脉和历史传承的文献得到点校；《楚辞》《乐府》以及司马相如、扬雄、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欧阳修、苏轼等“以文载道”的集部古籍得到校注；《文选》《全唐诗》《全唐文》《全宋词》《全宋文》《全宋诗》《全元诗》《全元曲》《全明诗》《清文海》等总集得到整理或新编，《儒藏》《子藏》《子海》《道藏》《大藏经》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等重大古籍工程以及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重要史料笔记，得到整理或重纂；《湖湘文库》《巴蜀全书》《荆楚文库》《贵州文库》《关学文库》《江苏文库》《云南丛书》《巴渝文库》等地域古籍丛书得到新编……一些大学还开设古典文献学、历史文献学专业，建设全国重点学科，培养了大批本科、硕士、博士人才，为古籍事业、文化建设培养和储备了人才，也使中国特色的古文献学学科形成了体系。

然而，近些年来古籍工作存在经费严重不足，古籍研究队伍日益萎缩，古籍出版质量每况愈下，古籍受众市场大为缩小的现象。有鉴于此，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，确立了“保护为主，抢救第一，合理利用，加强管理”的方针，建立健全了古籍收藏、保护、修复条例，命名了一批国家、省、市级重点古籍保护单位。

《意见》为新时代推进古籍工作指明方向铺平道路

《意见》的印发对于举步维艰的古籍工作来说，无异于是及时雨。

《意见》内容全面，既有古籍工作的“总体要求”，也有“完善古籍工作体系”的具体指示，还要求“提升古籍工作质量”“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”，还为实现上述目标“强化古籍工作保障”，非常系统。对于“古籍工作”定义，《意见》将原来分属于图书馆收藏系统、科研单位的整理研究系统和出版部门的传播利用系统三者统合起来，明确要求：“加强古籍抢救保护、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。”这就为新时代推进古籍工作指明了方向、开辟了道路、注入了活力。古籍是中华历史文化、精神信仰、思想学术、知识技能、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最集中、最完整的记录，只有将其普查调研、收藏抢救、整理研究、出版传播、传承发展好了，其价值才能充分体现出来。“藏、研、刊”三者统筹兼顾、协调发展，有藏有研，有研有刊，藏研结合，研刊配套，才能贯彻好“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”的指导思想，才能“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具有当代价值、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、一体推进”，也才能真正做到“守正创新、古为今用、推陈出新、服务当代、面向未来”。

中国是文献大国，也是文物大国，考古发现层出不穷；中国是多民族国家，不仅汉文古籍汗牛充栋，而且少数民族文献也丰富多彩。《意见》统观全局，高屋建瓴，既要求“传世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”，“基础古籍深度整理出版”，还要“加快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利用”，让精品益精，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互补，相得益彰。还提出在汉文古籍整理出版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，大力“推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和译介出版”，以适应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。

古籍整理研究不是简单的句读标点、校雠异同，古籍收藏抢救也不是机械地插架登目、补苴破败，高精尖的古籍工作应该有系统的理论指导和科学的方法支撑。《意见》从学科建设、学术创新的角度，对新时代古籍事业提出了“深化古籍整理基础理论研究”的要求。这就要求我们要在传统的目录学、版本学、校雠学、注疏学、翻译法等方法的娴熟运用基础上，“总结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古籍整理理论和方法”，进一步“完善我国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范式”，从而“构建古籍整理出版理论研究体系”。新时代古籍工作不能停留于传统经解方法，也不能自囿于“拿来”的阐释理论，而要将古籍收藏、整理、出版三者，特别是新技术、新媒体、新思维结合起来，将古籍整理多年形成的研究阐释、传承创新等经验提炼出来，进行理论再创造和方法再创新。由于长期的西学东渐、盲目跟风，在图书分类、古籍藏庋上，国内大多图书馆基本上承袭（或半承袭）西方学科体系和目录框架，使传统古籍分类不当、布局混乱，造成体系不存、学科不再。对此，《意见》特别提出要“建设中国古籍版本目录知识系统，着力构建古籍知识服务体系”。这就要求我们要根据中华古籍实际，认真总结自孔子“六艺”、刘歆《七略》以及《隋志》“四部”以来的历代目录学、文献学的分类方法和著录经验，结合当代和未来的学术走向与研究需求，本着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“科学合理，方便适用”的原则，探索既合乎中国古籍类型、有利于学术传承，又能与国际接轨、促进创新创造的新体系，从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、中国气派的古籍整理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、话语体系和分类体系。

收藏在于传承，保护更要利用。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，《意见》超越收藏保护的层面，进而对新时代古籍事业提出“系统整理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、中华传统美德、中华人文精神的古籍文献”的新要求，这意味要将文保型古籍收藏提升到资政咨询性古籍管理的新高度，将校勘注释型古籍整理提升到阐释创新性研究的新境界。

《意见》还从制度、学科和资金等角度，提出了保彰措施，既有教材编撰、交叉学科、人才培养、基金建设等物质方面的，也有“加强古籍优秀成果评选推荐”“职称评定、评奖推优、科研成果认定、效益评估等政策要向古籍工作人员倾斜”等制度方面和精神方面的，这就使新时代古籍工作获得了制度保彰、学术保彰、人力保彰、精神保彰和经费保彰。（作者系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）